美国税务变革
美国推动中低端产业外迁，后来有了一个新名词，那就是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要素是美国本土石油生产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一般制造业的需求。
在美国税率略有增加、亚洲等其它地区用减税吸引产业入驻的条件下，美国就实现了中低端产业的转移。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大陆原油产量开始下滑，对外依存度开始加大。当时世界最主要的产油区是中东，如果要获得稳定的原油供给，在交易价格之外，美国还必须支付更多的成本。这些成本因素包括稳定中东的局势、海洋运输航线的保护等，因此就会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让财政难以为继。今天的人们不会理解这一点，因为美国已经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看起来不难做到这一点。但当时，尚处于美苏争霸的时代，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弱于美国，当美国对中东原油产生依赖之后，就成了苏联威胁甚至攻击的目标，相当于自身的经济根基暴露在遥远的中东，时刻面临苏联的打击。美国在当时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甚至可以左右美苏争霸的最终结局。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美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建立在中东的原油上，这是最关键之处。
此时，美国唯一的选择是将很多低端产业外迁，降低对海外原油的依存度。
后来，对于产业不断流出美国有很多种解释：
第一，亚洲的人工成本低。但美国本土有技术优势，同时，亚洲很多国家腐败严重，企业需要支付腐败成本。成本因素导致产业转移的说服力并不强，也并不全面。
第二，美国要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其实，任何一种优秀的价值观，都无需推广，自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受；而如果一种价值观很落后，推广也没用，因为价值观存在于人心之中，强制推广也起不到什么效果。所以，这种说法更难以让人信服。
美国推动中低端产业外迁（同时会带来资本外流），后来有了一个新名词，那就是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要素是美国本土石油生产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一般制造业的需求，必须外迁出去，这是必须遵从的战略。因此，只保留那些国家经济生活中最核心的产业，包括医药、军工、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等，维持自己在全球的竞争力。
这一时期，美国和亚洲等国家的税率走向是相反的。
亚洲经济在当时属于后发地区，为了吸引产业资本入驻，发展本国经济，一般会开出优惠措施，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减税，给国际资本让渡利益。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时期的二免三减半政策（指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就出自这一背景。韩国从1988年开始降低企业的最高税率，从34%降低到朴槿惠执政时期的22%，降幅超过三分之一。
然而，产业外迁，美国财政收入增长就会受到影响，就会产生财政压力，所以，这时的美国是没法减税的。比如：里根1986年减税之后，企业所得税率是33%，而现在是35%，还略有增加。
美国和亚洲等国家的税率走势相背离。
在美国税率略有增加、亚洲等其它地区用减税吸引产业入驻的条件下，美国就实现了中低端产业的转移。
然而，基于两点因素的出现，美国现在必须执行相反的经济战略：
第一，页岩油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美国具备了全面发展所有工业行业的能力。
第二，美国产业外迁的开始阶段，主要是迁往西方社会和亚洲的日韩与东南亚，所以那时出现了亚洲的四小龙。到了苏联解体之后，外迁产业几乎遍布全世界。这就带来一对矛盾，美国为了维护世界的稳定、保护无处不在的美国企业的利益，需要庞大的军费支出，同时本土产业外迁造成财政收入增速缓慢，共同让美国的财政赤字加剧，债务问题凸显。今天，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已经超过104%，显然不能再延续以往的政策。
此时，美国必须进行两个回收：
第一是军事回收，降低财政压力。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美国军费支出一直在缩减，现在很多人说，美朝之间必定开战，但以今天的战略局势，只要朝鲜不切实威胁到美国、日本、韩国的利益，就看不到川普非打不可的理由，因为这与美国进行军事回收相悖。
第二就是产业回收。其进行产业回收的手段有两个：
（1）缩小美军军事覆盖范围，只保护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重点地区。此时，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就会加剧，纷争不断，很多企业为了在稳定的地区开展经济活动，就会流入美国。同时，美国企业在境外一些国家受到的保护力度减弱，也需要回流。
（2）美国实行减税政策。当美国税率下降之后，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就会流入美国，这与当初欧亚国家通过减税吸引资本入驻没什么差别。
这算不算税务战？或许是吧。
经济全球化之后，美国不能称为工业强国，因为其很多工业门类已经空心化，一个工业门类不完整的国家，就不能称为工业强国。因此，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大肆抨击美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就像是“第三世界”，这是工业门类不健全之后的反映之一，也算是很客观的；川普竞选时提出要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口号时，有些媒体惊呼“川普在向中国学习”，也有些人很意外，其实这是美国重建完整的工业体系、重新成为工业强国的必然要求。现在，美国的债务率很高，这是一系列历史因素不断积累的结果，当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完成重建之后，纳税基数增长，债务问题才会得到根本缓解。
美国如果要完成再工业化，预计不会短于8年至10年，现在债务率本身就在很高的位置，同时又需要减税，这让财政收入承担很大的压力，债务问题加重。这时，美国在对外事务上的财政支出会斤斤计较（其实，这和川普出身于商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也可以说现在的美国就需要一个商人总统），对那些于己没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国际事务更不会付出很多的精力和物力，这都是必然现象。这一时期，是亚欧一些国家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良机，尤其需要修炼好内功，展现对自己的公民和对国际社会的信用，营造更好的环境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如果不能建立自己对内、对外的信用，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就会被不断收缩的美元剪羊毛，不仅不能壮大自己，反而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一旦美国完成再工业化，债务问题缓解、财政健康的时候，其它国家壮大自己的国际空间就会再次遭到严重挤压，良机可谓稍纵即逝。
另外，如今是全球产能过剩的时期，则意味着全球税源的增长受到了制约，当税源流入美国之后，其它国家的税源就会减少，在不能有效缩减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就只能加税，让自己的经济环境受到破坏，这并不可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是:营造自己的信用环境（给企业权益建立更有效的保护，提升本币的信用水平，让资本流动更自由），跟随美国减税，是合适的选择。
这是世界经济局势的转折期，危与机并存，对任何国家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