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五大焦点争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执行主编曹荣湘
争议之一：“体制”内外
　　曹荣湘：我把哥本哈根最大的争议，归结为“体制”内外之争。
　　所谓“体制内”，是指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两大框架---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前者是一个原则性协议，后者则落实了具体的责任。
　　“体制外”则是指美国为争夺气候变化话语权和领导地位而主导的、脱离上述两大框架的一些国际活动，比如美国推动召开的一系列气候变化会议、签订的多边双边协议、启动的气候基金。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已分别设立55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气候基金，其总量已经超过了“体制内”的钱。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是为了取代《京都议定书》，抛弃联合国框架公约的原则共识，并回避自己的减排责任。这既是出于政治考虑，也有经济考量。在哥本哈根，美国可能会以“体制外”资金已经足够、减排协议已有等借口，给谈判设置障碍。
　　“体制外”对“体制内”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可能也会是在哥本哈根首当其冲的、在台面上爆发的矛盾。
争议之二：减排承诺
　　曹荣湘：欧盟是减排最早、最积极、最坚决的一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中国政府在近日也明确提出了减排目标，结合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还依赖于高能耗的事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承诺，也是非常大胆和有魄力的。中国的承诺给了美国很大压力。
　　美国的减排承诺是非常不够的，要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州的碳排放量就比整个法国还要高。因此美国的态度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奥巴马上任以来，在全球到处宣讲气候变化和新能源，但到了具体行动上就软了，是典型的“高姿态、低承诺”。而且奥巴马虽然将出席本次峰会，但只是前几天在，并不参加最后的谈判，这个行程安排也让人们很失望。
　　还有印度，减排的压力也很大。但他们GDP水平还比较低，另外高度依赖煤，还有5亿贫困人口甚至还没用上电，所以做出减排承诺是比较难的。
　　可以想见，哥本哈根会议上将有一场针锋相对之争。由于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离国际社会的期望值很远，而发展中国家愿意自行承诺的又很少(目前只有中国和巴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致的目标可以说希望不大。
争议之三：资金
　　曹荣湘：目前，在联合国框架下即“体制内”用于气候变化的基金主要有4大块。第一是“全球环境信托基金”(GEF)，总额为43亿美元；第二是“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有9000万美元；第三是“最不发达国家基金”，1.8亿美元；还有“适应基金”，8000万美元。这些加起来还不到50亿美元。而据联合国公约秘书处估计，203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首相布朗不久前提出倡议，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拿出1000亿欧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其中的220亿~500亿要来自公共投资而非私营部门。这一提议受到了联合国的赞赏。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赞赏之余也补充说，这一融资力度还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困难，比如审批程序复杂、操作不够透明；更倾向于支持能力建设而非具体项目和技术转让；对发达国家重视的“减缓”支持较多，而对发展中国家看重的“适应”支持较少等等。此外，受援国还需提供配套资金。
　　在资金的管理上也有不少争议。目前GEF管理着最大的一块，发达国家提出，或许可以委托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专业机构代管，但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两个机构代表发达国家利益，不太赞同。
　　而发展中国家内部对于资金的争夺也很厉害，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日益严重的分化。
争论之四：技术转让
　　曹荣湘：著名的麦肯锡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曲线表明，到2030年，如果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总量达到270亿吨，其中70%将来自于技术手段。因此，环境友好型技术在这场减排大战中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举个例子，中国2005年的能效比为36%，比世界先进水平低8个百分点，相当于欧盟上世纪90年代和日本1975年的水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如期得到低碳技术，就将被迫用旧的高碳技术投入基础建设，此后的重置成本就将更高。
　　技术转让方面的争议，首先是发达国家不愿承认、更不愿承担历史排放的责任，不愿转让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其次是发达国家认为，在传统的贸易体制(如国际贸易、FDI)和《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之下，已经有技术转让的成效，再谈技术转让有点多余；第三是发达国家认为，技术大部分属于私人所有，技术转让应以市场方式获得；第四是发达国家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号，认为技术转让不利技术创新和开发。
争议之五：适应还是减缓
　　曹荣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如海平面上升时居民搬迁问题、农业减产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能力建设、使用新能源等长线手段“减缓”气温升高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才是他们的着眼点。这里就引发出了“适应”与“减缓”之争。
　　一般来说，大国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强，更注重“减缓”，小国则关心“适应”；强国重“减缓”，弱国重“适应”。非政府组织(NGO)重“减缓”，政府重“适应”。
　　但也有例外。比如阿拉伯石油国家，虽是富国，却更关心“适应”。只不过他们关心的不是适应气候变化本身的影响，而是因为新能源的使用对其化石燃料收入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他们关心的不是适应“气候变化”，而是适应“减排”。
因此大国、小国、非政府组织、政府，关心点都不一样，又互相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