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宣布了一项吸引人才的新政:对在深圳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和紧缺人才缴纳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超过应纳税所得额15%的部分,将由深圳市政府以财政补贴的形式返还。
这被视为对任正非喊话“国际人才个税高”的积极回应。
5月2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采访时直言国内招贤纳士之痛点:“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
仅4天后,深圳市政府作出了以上回应。
以100万年薪为例,“本来要缴45万的税,现在只要缴15万的税,你一下子多了30万”。王立新副市长说,这个政策是真金白银的,超出15%的那部分税负将由深圳市政府财政代这类人才补齐税收。
当然,若严格按居民个人全年综合所得税率计算,100万年薪的应纳税额并没有45万那么高(大约在20多万左右),实际减税额度也就没有30万那么多,但深圳的这一减税举措还是获得了点赞、叫好声无数。有网友对深圳的“壕”气艳羡不已,更有网友称要离开自己所在城市,“弃城而去,投‘城’深圳”。
实际上,深圳的“壕”气,并不只在于政府有殷实的财政钱袋子,更有来自国家层面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大湾区人才流通的强有力政策支持。而最为根本的,或是其居安思危又敢为人先的忧患意识。
拆除“个税墙”
王立新宣布的新政,是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年3月联合印发的《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地区,下同)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境外人才,这项优惠政策无疑拆掉了堵在大湾区门口的“个税墙”。事实上,此前已有试点,此次将试点政策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自2012年起,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及福建平潭等地,均已试水针对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
以深圳前海为例,2012年年底,深圳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实施了“前海境外人才个税15%”优惠政策。
《暂行办法》规定:“在前海工作、符合前海优惠类产业方向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在前海缴纳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已纳税额超过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的15%部分,由深圳市人民政府给予财政补贴。申请人取得的上述财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暂行”了几年的政策如今扩大了范围,可见官方对政策试点效果的肯定。
今年4月,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总结称,《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吸引了既有千人计划专家、上市公司合伙人等高端管理人才,又有香港企业自动化系统专家、芯片架构师等紧缺技术人才汇集前海,个税补贴合计超过1.73亿元,在吸引境外人才方面成效明显”。
同时,根据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给出的数据,前海5年内共认定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453人次。由此测算,年均招揽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不足100人。招揽人才的空间还很大,难怪深圳副市长王立新要抓住时机宣传“个税政策”。
2016年,深圳市政协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2%的在深企业认为发展最大的困扰是缺乏高端人才。
人才竞争是未来一切竞争的核心。无疑,此次扩大政策适用范围,足见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延揽人才的决心。
那些看不见的“墙”
高端人才进得来留不住,也是一个难题。若想高端人才真正落地、扎根,拆除了看得见的“个税墙”,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打破围困人才的透明“玻璃墙”。
同样是任正非在采访中谈到:“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
深圳市政协常委、经济委兼职副主任李真曾分析,“一方面由于深圳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加大了引入人才的难度,另一方面人才引进速度远远跟不上企业发展速度。”
坐落在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陈十一也曾表示,“人才最核心的问题是住房”。
能否为人才提供适宜、足够的住房,能否为人才子女提供充分的教育配套资源等等,都是深圳及其他城市招揽人才时绕不过去的“必答题”。
仍以华为为例,在深圳土生土长的华为之所以设立东莞基地,外界认为,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职工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
当然,任正非在不同场合曾反复表示,华为还是深圳企业。
“夫妻两人,再加上双方父母,6个人的钱包合在一起,可能都不够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何况还需要支付大额的月供,如果我们的员工每天都要为了生计而苦恼,那还有什么创新精神奉献给企业呢?”任正非认为,高房价将遏制企业的梦想。
2017年刷屏朋友圈的一篇文章《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讲述一位北大本硕博毕业后到中科院北京某所工作的父亲,选择转战南京某高校,原因是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更无法让自己的子女享受学区房附带的优质教育资源。
这也就不难理解有观点认为,即便拆除“个税墙”能够在短期内解决吸引境外人才的问题,但最终还是应当回到城市自身,提供适应的住房便利、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等问题上。
深圳对基础研究的忧患意识
王立新副市长坦言:高端顶尖人才紧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创新平台缺乏等问题和薄弱环节,也成为深圳可持续创新发展的掣肘。
在高端顶尖人才方面,截至2018年底,在深圳的全职院士共41名、累计认定高层次人才12611人,两个指标较北京、上海等城市存在较大差距。
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虽然,2018年深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2%,堪比以色列的水平。“但过去深圳以‘四个90%’而著称:“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政府主要支持成果的产业化、产业的发展,我们比较少的投入到基础研究。”王立新说。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短板,再次被重点提到。
但王立新同时表示,“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每年拿出1/3的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用于基础研究。今年深圳投入在基础研究方面会超过40个亿。整体而言,2019年,深圳科技研发资金预算规模123亿元,比5年前增加了84.13亿元,其中基础研究安排45.36亿元,占科技研发资金比重36.87%。”
关于基础研究对深圳的重要性,王立新称,要重提“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我们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还是应该让孩子去学经济学,学金融、学设计,让他快乐,让他离钱更近一点,认为离钱更近一定会赚到更多的钱!那么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提那句口号,就是‘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
“豪言壮语”说出后,深圳最终会为人才落地提供怎样的环境?深圳的新政又将对其他城市吸引人才带来怎样的示范效应?
文章来源:税屋